2月21日。苏城撰写的《三角债的危机》在《经济日报》发表。由于是热门事件,紧贴时政,又有大华实业的背景傍身。这篇文章出现在了二版。
紧接着,由笔杆子们撰写,苏城审阅的数篇文章,出现在了数家全国性报刊上,彻底引爆了“三角债”话题。
短短的几天里,关于三角债的稿件雪片般的投向各大媒体。
在国务院的摸底结束之前,三角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没有人真的清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处于不同的地区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越是面向企业,处在上游的工厂,债务状况就越糟糕,如煤炭、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不讨债就发不出工资,自然觉得三角债可恶糟糕至极。越是面向终端用户,处在下游的企业,债务问题就越轻松,如家电、外贸、交通、电力等企业,往往是他们拖欠供货单位的款子,不仅现金流充沛,还能获得不少的隐性收入,于是就很难感受到三角债的危险,甚至暗自欣喜。
着眼于局部地区,重工业和原料企业多的地方,三角债问题就严重,轻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区,三角债问题就轻松。国家拨款的非生产部门人员,如军队和行政机关,倒是觉得手上现金的威力大增。
各方感受不同,也就有了媒体间的论战。
反对者并不止童大林和周市长,自觉轻松并觉得全国都轻松的高层不在少数。上至国务院,下至乡镇区县,不停的有人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苏城和其他“危机论”者。
这些文章,或批驳、或宽慰,其中又以外经贸部的某领导的提法最有市场:“相信国家能够解决三角债问题”一度喧嚣直上云端。
就连秦筠私下里也觉得,三角债问题就算再严重,国家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处理好。
对此,苏城只能报以苦笑。任何政权,都有无法处理的经济问题。以中国现在的家底,要想处理三角债,就得由银行无限制的放贷,不仅再造通货膨胀,而且要承受更多的坏账和呆账。最糟糕的是,1990年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通道,等于说,要想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就得承担重回1989年经济的恶果。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1989年近乎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经济,最终由全社会买单,而三角债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由企业买单。
因此,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并非不可能,而是成本比爆发还要高。最终的结果,只会着眼于损失多少。
苏城觉得,提前两个月引发三角债的论战,也许能挽救一些有心人。至于泥足深陷者,就不是他所能影响的了。
3月刚过,天气乍暖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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