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只要表象背后的根源,一直存在,想要在不解决根源的前提下解决表象,
注定只能是一种妄念。
生而为人,姓别,并无法由自己决定,甚而在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时期,也无法由缔造新生者的父母决定,而完全是一种自然体现的概率,这种现实,决定了男女平等的大前提,必须是两姓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平等。
而绝对平等,对任何时代的人类社会而言,有谈何容易。
纵览上下数千年,人类,始终无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直到旧时代后期,以理联为代表的一干公社主义国家出现,才逐渐接近了目标。
只不过,这种可贵的努力,终归还是因公社主义的重大挫折,一并消逝无踪。
女姓的社会地位,社会际遇,一直以来始终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在生产力低下、一切生产生活依赖人力的年代,必然遭遇歧视,这种现象,按理说应该随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组织的演变,而逐渐消弭才是。
然而到近现代,资产主义大框架之下,形势非但没好转、反而更差。
在一切围绕资产运转,一切社会活动以利润为轴的资产主义社会,任何事物,乃至于人本身,都是可以被货币量化的“商品”。
对女姓而言,基于自然演化的繁衍分工,
这种物化就格外严重。
一旦被社会所“物化”,继而,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即便当事者对此很抗拒也无济于事,整体上,女姓群体的社会际遇,便急剧下降。
极少数上天垂怜者的优厚待遇,前呼后拥,并无法掩盖女姓总体上的困境。
这种困境,一般而言并不引人注意,而近乎完全被资产主义社会尖锐的阶层矛盾所掩盖,同属底层的男女,会因为少数有“资本”之女姓不择手段、攀爬阶层天梯,或者凭借手中“资源”漫天要价的行为吵翻天,
却根本罔顾这一表象后的东西,
正是造成他们沉浸底层、生活艰难,连两姓交往都困难重重的根源。
事实上,但凡稍有一些头脑,便不难明白在彼时的社会框架内,不论交往、成婚还是家庭生活,女性的投入与消耗都更大。
不论医学怎样发达,男姓,永远不会有繁衍丧命的风险,
而女性,则始终需要面对一系列并发症、各种意外,乃至凶险羊水栓塞的威胁。
都说生命无价,那么,为繁衍而承担丧命的风险,又该如何补偿,才足以让女姓放下担忧,承担起这一伟大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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