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就像前面说的,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
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
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
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
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
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还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
可见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同时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反动本质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忠实的奴才,从而象后来的吴敬梓那样,根本否定这一制度。
但需要说明的是,他对那些只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是有所认识和批判的。
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试之后的醉卧中,梦见自己中了进士,殿试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
并且作者用这个醉梦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这类土子。
像是《续黄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宫之后,听见术土说他有宰相之分,便兴高采烈地说:“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
后来在梦中作了宰相,却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权奸。
作者最后也用地狱惩罚了他,并说:“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
相反,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不屑“易面目图荣耀”的士子,则给予热情的赞扬。
《贾奉雉》中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
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
可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些文章时,却“一读一汗”,自觉无颜见人,终于“遁迹丘山”而去。
贾奉雉的入山,说明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绝望,却还找不到当时士子离开科举之后的出路。
这在《罗刹海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罗刹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丑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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