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秋闱在即

洪武十九年八月初七，凤阳府秋闱在即。

　　李之弘早就带着李大妮等随从住进了中都的一家客栈，与章正住在相邻的客房。去岁结了两个大案子后，章正就为李之弘的能言善断所钦佩，今年刚刚出了正月就去拜访他。

　　待章正说出自己对于律法的看法之后，两人相见恨晚，大有知音相见之意。中华法系向来是刑民不分，直至大清晚期修订的大清律才出现了民法的基本雏形，而章正说，现在的法律全都是从国家层面上对百姓进行教导，动不动就要上刑立威，十分不利于民间的自我调整。在乡村，大明律根本没有用，是宗族势力、宗教势力代替了官府进行执法。大明应该有一部法律，是民众自己调整财物、人身等的关系，有了过错也应该赔偿或者道歉，而不是惩罚。

　　如果不是李之弘说了几个类似于“电视机”“飞机”等的暗号，而且章正一脸迷糊，估计李之弘就要把章正也认为是穿越过来的人了。但其实细细一想，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民法精神，比如一千五百年前的秦朝，甚至是两千三百年前的周朝，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契约”。

　　依《说文》：契，约也。《礼记》注：契，券要也。书券是民事关系的记载方式，中国早已有之。据现有史料记载反映，我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便已有过相当发达的契约制度。只不过这样的契约制度，虽然已经初具现代合同法的“契约精神”，但仍然没有脱离官府的管制监督之下。虽然是“民不举官不究”，但一旦有民相告，官府就有了介入的权利，但大明成文法中并无平等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这就决定了，一旦出现了民事纠纷，只能按照刑罚来断。

　　但是这样的法律精神依然是存在于这片土壤的，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朝以法为本的朝纲，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明末清初的法家思想的批判与复兴，两千多年以来法家精神不断在消亡与抗争中苟延残喘，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以法家代表性人物《韩非子》为例，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法家不能入仕之后，治韩非学说者逐步减少，只有诸葛亮那样的政治精英才出于实用目的研读，唐代尹知章和宋代谢希深也曾注《韩非子》，但治其学者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市面上很少见到，“几于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