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论待遇之优厚,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就有300贯之多,这笔钱在当时可是足以买100多亩良田。
而且除了月禄之外,他们还有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丰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币至少在百万以上。
所以养官之费,也成为宋代财政的负担。
还有就是冗费,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大行赏赐,耗费无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泰山,耗费800余万贯。
仁宗时大力尊儒,举行大享明堂典礼,一次就耗费1200万贯,及其惊人。
以及仁宗后宫数千人,每次赏赐都动以万计。
如此庞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毕竟有多少钱,也禁不住这么造啊,大家说是吧。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岁入为1.1613亿贯,但支出却高达1.2034亿贯,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贯,亏短1500多万贯。
还有《廿二史札记》记载,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来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赍”,“浮费之多”,难以承受。
此外还有再加上赐给辽国和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因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所谓“积贫”之势。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也是在仁宗朝显露出来。
因为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无常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骄将惰。
以致于军士“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益的攫夺。
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
像是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佣仆。
这样造成战斗力下降,在守边御敌时难求一胜。
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这“三冗两积”使两宋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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