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八章 制约

并且黔抚爱必达同样注意到:(水城厅)土司久革，其子孙私称为土目者，喜争讼。

　　凡官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

　　(威宁州)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

　　所以由此可见，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权体制并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

　　直到1949年前，许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税粮，甲长、保长收齐后交给土目，再由土目上交县里，甚至许多汉族、苗族上税时都要先交给土目，这样自然就给土目提供了一个吃虚额的机会，是一种很不利的现象。

　　像是赫章县古达乡的王定芳老先生称，古达官家就是他们的政府，连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过也有不同情况，例如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等人则称，据老人讲，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时就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缴给土目。

　　还有就是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明代亲履黔省的官员、文人们已经注意到土民对土目、土司的服从，并将其归结为安氏能够长期统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间的进士田汝成云: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

　　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诈之绵永也，罗鬼憨而恋主，与诸夷异，即暴虐不怨，其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

　　这是一个经典性的解释，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们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

　　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们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

　　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需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男性称为“者”，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

　　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