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二章 三教影响

当然，需要说明，虽然相关研究论文亦有数篇，但是一般都只集中论述某一特定时代的优伶地位。

　　像是戴显群先生的《唐五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的问题》，就是立足于对唐五代史料的详尽梳理，分析了其时优伶社会地位较为复杂的状况。

　　首先以太常乐人为准，讨论了唐代优伶的列属“贱民”的法律身份，《唐律疏议》、《唐会要》等对其社会待遇甚至着装要求均作了规定。

　　此外又接着又指出，因行业性质特殊和艺术魅力，优伶虽身列贱民却备受捧场，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在社会上和心理上产生一种隔离现象。

　　因而优伶阶级易形成世袭的职业和阶级的内群婚配。

　　其次又根据唐高祖、玄宗及五代庄宗等朝的历史记载，得出当时优伶多有任高官、享荣华者，实际的社会待遇比较高。

　　并且还探究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根源——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流造就了千姿百态的唐代音乐艺术，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文化思想观念，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生活环境。

　　因此，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传统的偏见会被削弱，直接体现音乐艺术魅力的优伶阶级，其实际社会地位和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待遇自然就会提高。

　　但作者又根据当时士大夫对优伶的态度等史料记载判断这中实际待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其贱民身份获得解放。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两篇论文涉及了元代优伶的社会地位问题。

　　比如杨碧先生的《漫谈元代倡优与娼妓》一文从“倡”及“娼”含意之衍变，（也就是古代“倡”、“娼”与“倡”、“优”不分之现象）谈起。

　　论及了元代倡优及娼妓的贱民地位，并由此观照了元代都市的所谓“畸形生活”。

　　而焦福民，徐振贵两位先生的《元代理学影响元代戏曲批评论略》则从另一角度略涉了元代优伶地位有所提高的状况，认为元代戏曲批评中“教化”观念的初露端倪，与元代理学对“纲常伦理”的一贯强调不无关系。

　　然而，需要说明，其实元代的儒家士大夫及其文人，包括有的理学之士，也为优伶赠诗作曲、树碑立传，心目中优伶地位明显提高，对于促进戏曲及其批评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至于关于晚清民国易代之际优伶地位转变研究，有么书仪《晚清优伶社会地位的变化》一文（后收入其《晚清戏曲的变革》）。

　　文中作者认为清代倡优与“奴仆”、“隶卒”相比，其社会地位情况较复杂，这乃是由他们职业特征所引起的社会态度的复杂性（鄙视”和“迷恋”两极互相交错的状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