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芬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一直在担心政策又有了变化。
这种心态很正常,以前约等于一无所有,怕个屁!
现在算得上家大业大,她当然患得患失。
所以说无产者最具备革命性是大有道理的。
统治者需要社会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无产者挣到钱拥有家当。
张芳芬替黄瀚理了理被子又摸摸他的额头,道:
“我昨天又抽空跑去‘南城当铺’大院里看了看。”
黄瀚随口问道:“文化馆搬空了吗?”
“没呢,不过快了,估摸着一个月内肯定完事儿。那里太大了,恐怕要用十几个人才舞得下来呢!”
“是啊!那里我也看过,确实足够大,占地面积恐怕接近两千平方米,前期最起码需要二十几人,如果生意好了恐怕要三四十。”
“雇佣这么多人还真跟资本家差不多,不会惹祸啊?”
“个体户暂时哪能雇佣这么多人?至多八个顶天了。多了就是走资派,弄不好要坐牢呢!”
“那怎么办?你呀!我们家跟房管所谈租房子前干嘛不说清楚了?”
“没关系,我们家只要变通一下,就会变成了雇佣的人越多越好,不仅仅不惹祸,还会获得荣誉、获得表彰、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变通?怎么变通啊?”
“跟集体合作,挂个集体的牌子就行了!”
“亏你想得出!五几年就搞公私合营了,哪个私人的店铺、厂子最后不全部变成了公家的?”
这倒是事实,张芳芬经历过那个年代,当然耳闻目睹,可是她想象不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八十年代的再次公私合营完全是逆袭,最后绝大多数的厂子完全变成了私人的。
黄瀚解释道:“时代不一样了,国家在进步,大领导们也意识到大锅饭再也吃不下去了,以后的小厂、小店绝大多数是私人经营。
我家用不着做出头椽子,主动挂上公家的牌子,是为了避祸,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要是挂上公家的牌子,产业被人家收走了咋办呢?”
“不会的,现在的政府再也不会随意没收任何人的财产。”
“公家派来干部,我家再也做不了主那也不行啊!”
“所以我们要在挂上集体牌子前谈好条件,自主经营是底线。”
“公家给牌子却做不了主,有可能吗?人家图什么?”
“政绩、就业岗位,还有点管理费。妈妈,你没瞧见满大街的待业青年啊?国家要安排这许多人工作,压力大着呢。”
“也是,反正房子都租了,就听你的,咱们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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