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激进派政客,需要一个五年平俄的政绩;东印度公司董事选择利润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产;大顺需要的打开欧洲市场站住脚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方稍微谈了谈,在某种底线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底线可以接受,卡尔却不能立刻给出确定的答复。
他现在还不是国务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进派能在今年的国会中执掌大权,可现在毕竟还没有。
名不正,言不顺。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卡尔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可以给东印度公司设置一个底线。
如果,一切顺利,自己的激进派在今年掌控了国会,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认卡姆比尔在中国的谈判。
如果,出现了意外,那么卡姆比尔在中国谈判的条件,并没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认。
在政客看来,如果瑞典出尔反尔,大顺有反制措施,可以断绝贸易、加增瑞典的出口关税。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现了意外,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
如果换届成功,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看,是我达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
和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船到就直接销毁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都无权知道,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总不能向国王学习,在瑞典养蚕吧?
卡尔·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很快布满了心间,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而这笔钱,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由大顺的商人出,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
斟酌片刻后,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商谈这个私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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