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在床边坐了多久,还没有看见报务员和萨波丘克回来,便忍不住站起身来,拉开房门走到了屋外。
我站在屋外的雪地上,看到东北方向有多处火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片紫红色,还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我无法了解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我军还是德军放的大炮。
身后的雪地上传来咔咔地脚步声,由远而近。我转过头去,借助屋子里透出来的灯光,看清只有萨波丘克独自一个人走了过来。他的身后既没有报务员,也没有刚才的那个老太太。“我的报务员奥尔洛夫在哪?”我冲他高声地问道。
他指了指远处的一栋房子,说:“我俩把老太太送回她的房子去了,奥尔洛夫正陪着他,我怕你担心,先回来向您报告一下。”
“你觉得我该如何处置阿吉?”我见周围没有外人,也就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地问他。
“处置阿吉?为什么要处置阿吉?”他听我这么一问,有些诧异地盯着我,不以为然地说“阿吉只是杀死了一个陪德国人睡觉的女人,又不是在战场上当逃兵。您已经关了他的禁闭,这样的处罚就足够了,还要怎样处置他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知趣地闭上了嘴,文化差异太大,国情也不同,所以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在另外一支军队,对阿吉的处理方式我早已烂熟在胸,就是先把全村人都召集到晒谷场,向他们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御下不严,才发生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为了严肃军纪必须严惩凶手。接着再一挥手,立马会有两名战士把五花大绑的阿吉押了过来,等我历数完他所犯的罪行后,就押到一旁去枪毙以平民愤。虽然会有人为他求情,让我看在他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希望能功过相抵饶他一死,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时也许会有个别的村民被感动,站出来来为他求情。但是为了体现我军军纪严明,最后我还是会挥泪斩马谡,他始终是难逃一死。不过他在临死前通常会喊上几句诸如“弟兄们帮我多杀几个鬼子,”“每逢清明时在我坟头上烧几张纸”之类的套话。但在这个国度里,发生了这种事情,对凶手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关上几天禁闭,然后再臭骂一顿了事。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万计,谁会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之死而大做文章。
我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对萨波丘克说:“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发去侦察呢。”他向我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离开,我赶紧又在后面补充一句:“记得让卢金四点来叫醒我。”
回到屋子里,我看了看刚才曾一度坐过的木床发呆,坐是一回事,但是让我躺在上面睡觉就是另外一码事啦。虽然德军下士和年轻姑娘的尸体都已经搬走,床上和地上的血迹也清理干净了,但我始终感觉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如果要让我在这张才死了人,还是凶死的人的床上睡觉,我可没那个胆量,我还怕半夜做噩梦呢。思前想后了半天,还是坐到了电报机前的圈手椅里,然后趴在桌上闭目养神。
卢金中士在规定的时间把我叫醒,我简单地洗漱过后,来到了屋外,看见小分队已经集合完毕。除了被关禁闭的阿吉,其余的八名战士都在这里。
我提着枪在整齐的队伍前走了两个来回,突然觉得去侦察用不了那么多人,便开始向他们发出一系列的命令:“奥尔洛夫,这次侦察你就不用去了,留下来和集团军司令部随时保持联系。”
“是。”他大声地回答着我。
“萨斯喀,莱昂杰夫,”我冲着队尾叫着另外两名战士的名字。
“到!”两人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你俩留下负责看守阿吉,不准他离开一步。听明白了吗?”我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两名战士一直和阿吉在一起,彼此间的关系相对要好一些,让他们看管阿吉,相信两人不会有为难阿吉的行为。
“是。”两人回答得非常干脆。
小分队在森林里走了没多久,天空便开始下雪。天气可真冷,风夹着雪粒打在我的脸上,象针尖刺骨,象小刀割面,我们吃力地在没膝深的积雪里艰难地行进着。在这漫长的路上,等待着我们是什么?会遇到些什么敌情?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狡猾的还是愚蠢的?这都是事先无法料定的。
“中校同志,我们休息一下吧。我们这样在黑暗中冒雪前进,很容易迷路的。”卢金中士凑到我的耳边,低声地提醒着我。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战士们,虽然看不清楚大家的面孔,但可以清晰地听到后面战士粗重的喘息声,看来大家都累得够呛。于是我果断地向后面下达了命令:“原地休息,等天亮了再走。”
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把雪扒开,开始修砌起雪墙来。我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远处的地形,隐隐约约地发现前方好像有条公路,不过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低矮的雪墙砌好后,我们都蹲在了后面躲避寒风。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开始有人低声说起话来,借以打发时间等待黎明的到来。
“卢金中士,您在部队里待了多长时间了?”因为这里靠近公路,虽然暂时没有车辆通行,但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我还是压低了声音说话。
“三年了。”卢金也同样压低声音回答我。
“以前打过仗吗?我的意思是,在这场战争爆发前,您打过仗吗?”
“打过的,还曾经在战斗中负过伤。”
“在什么地方打的?是哈拉哈河吗?”听他说以前打过仗,我理所当然地想到当年让朱可夫一战成名的诺门坎战役。
“不是,是在布列斯特地区。”
“布列斯特?你跑到那里去做什么,打德国人吗?”布列斯特这个地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要塞里的守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仍旧在坚持战斗,所以一听到这个地名,就让我感到非常地惊奇。
“恰恰相反,中校同志。我们不是到那里打德国人,而是和他们会师,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波兰法西斯。”说到这里,他开始努力地回忆起来:“我记得那天是1939年的9月17日,我们和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胜利会师,俘虏了上万的波兰士兵,并在25日举行了联合阅兵仪式。”
“啊!”他所说的一切让我大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苏德军队会在波兰的领土上会师啊?布列斯特要塞不是一直是苏联的领头吗?
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来,突然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赶紧站起身来,循声望去,只见从远处开来几辆带篷的卡车,强烈的车前灯,在黑暗的夜色中,射得老远。这些卡车先是顺着公路开,开了一段路,然后突然掉头直朝我们隐蔽的地方开了过来。
“奇怪,这些德国人想干什么?”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会的,我们是临时决定在这里隐蔽的,德国人绝对猜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卢金趴在我身边,眼睛注视着敌人的车辆,轻声地对我说道,同时打开了手中冲锋枪的保险。
我低下头,冲着蹲在雪墙后面的战士们低声吩咐道:“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是!”战士们答应一声,绕过雪墙趴在了雪地上,纷纷打开了手中武器的保险。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虽然我刚才命令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但不清楚德军这几辆的卡车上究竟有多少人,我担心有谁会忍不住贸然开枪,一旦我们隐蔽的地点暴露了,那样就不得不和优势的德军打一场硬对硬的遭遇战,这可就有些得不偿失啦。所以我才会补充一句,打算观察一下情况再见机行事。
亮着灯的卡车,慢腾腾地在森林里行驶着,借助汽车的灯光,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森林中间,居然还有那么大的一片开阔地。
卡车摇摇晃晃地在行驶了一段距离,便停了下来。四辆卡车一字排开,都没有灭掉车灯,在车前的雪地上照出一个宽大的苍白的扇面。
车停稳当,随即从车上跳下的不少穿着军大衣,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军士兵,他们下车后,迅速地跑步到车前站成了一排。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卢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问。
看到德军排队的这种阵势,我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冲锋枪,一声不吭地盯着前方的这些德国兵。
就在这时,从车后走出五个衣衫褴褛的人,由于隔得远,光线又暗,只能勉强看出是我军的战士,至于是些什么人就无法看清楚了。他们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柱着拐杖,被德国兵用枪逼着,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很缓慢。
“啊!他们要杀人,我们怎么办?”耳边又传来卢金低而焦急的声音。
我只是盯着前方,依然是一言不发。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担负着什么任务,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面前的德军至少超过五十人,凭我们六个人能打得过他们吗?如果听任感情行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还是忍不住心跳加快,握住冲锋枪的手,也因为紧张而抖个不停。
五个人背对着我们,在德军的卡车前面站成了一排。这个时候从右边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一个戴大檐帽的军官,向着被俘的我军战士走过来。我目测了一下距离,不超过四十米,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开火,都可以轻松地把他撂倒。看着他朝我们这边越走越近,我几乎就要忍不住冲隐蔽在旁边的阿古明特下达开火的命令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我低声地向周围的战士们复述我刚才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德军军官走到了被俘战士的前面看了看,然后转身走到了一旁,高举起右手,向他的士兵们大声地发号施令。随着他的号令,德军士兵纷纷抬高了冲锋枪的枪口。
“敌人要开枪了,我们怎么办?”卢金焦急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我有气无力地重复这空洞的命令,这些即将倒在敌人枪口下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却不能加以援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吗?……
随着德军军官的右手猛地劈下来,士兵们手中的冲锋枪猛烈地开火了。五名战士剧烈地抽搐着无力地瘫软下去,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上。
“该死的德国鬼子。”我听见身边卢金低声地骂了一句,扭头一看,正好看见他把冲锋枪架在了雪地上,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前方的敌人正准备开火。我一把抓住他的枪管,低声地呵斥他:“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吗?你想违抗命令吗?”听到我这样说,他无力地松开了手中的冲锋枪,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雪地上,把头埋进雪堆无声地抽泣起来。
德军行刑完毕,那个军官又走上前,拔出手枪冲着倒在地上的几名战士每人补了一枪。确定没有人能活下来以后,他才转身招呼士兵们上车。等德军全部上车后,卡车掉过头又顺着原路开走了。
我看着卡车上了公路,开出大概有两三百米远的距离,便立即从隐蔽的地方跃起身来,提着冲锋枪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率先扑向被枪杀的几名战士的遗体。
几名战士躺在微微发光的雪地上,身下的血迹正在慢慢地扩大。卢金上前把第一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把第二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等翻遍了五名战士的遗体后,他跌坐在雪地上,带着哭腔说:“他们都牺牲了。中校同志,您为什么不让我开枪啊?”他说这话时,我瞥见周围几名战士的脸上也露出不满的神情,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中校同志做得对,”没等我说话,旁边有人先开始为我辩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比我们多好几倍,我们就算开枪,也不一定能救下他们,还白白地把我们这支小分队搭了进去。”我向说话的人一看,原来是萨波丘克。
“中校同志,如果不是您一再下令不准开枪,我至少能打死好几个该死的德国鬼子!”也许是看见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愤怒、悲伤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情绪才会变得如此的失控冲动,居然敢当面顶撞军衔比他高出许多的我。
“你是老战士了,别像新兵一样那么容易冲动。”我低声地批评着他。
他站起身来,用恶狠狠地目光盯着我,吼叫着:“你没看见该死的德国鬼子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吗?”
“拿上我的冲锋枪,”我把手中打开保险的冲锋枪扔给了他,冷笑着说:“德国鬼子的卡车还没有开出多远,你可以追上前杀个痛快,我带全体战士们掩护你!去啊,去杀光他们,为这些遇害的同志们报仇。”
卢金握紧冲锋枪的双手颤抖起来,我接着说道:“去吧,不用考虑我们以后要执行的任务,也不必考虑小分队的其他人,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卢金向四周望了望,原本支持他的那些战士看到他的目光望向自己,纷纷地向他摇摇头。最后他无助地望向了我,突然把枪往雪地上一扔,抱着头蹲在地上低喊道:“他们不是人,他们简直是一帮畜生!”
萨波丘克弯身捡起了冲锋枪,同时拍拍卢金的肩膀,轻声地说:“起来,朋友!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会白白地牺牲,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明白!”卢金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走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中校同志!刚才我太冲动了,以后我一定会坚决地服从您的命令的。”从萨波丘克手中接过我的冲锋枪,在递给我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绝不会放过刚才那帮德国畜生的。”
“阿古明特,牺牲的都是些什么人?”看见卢金已经安抚好了,我便问蹲在地上查看牺牲战士身份的狙击手。
“中校同志,从他们的领章看,都是些政工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团政委呢。”阿古明特抬头回答我。
听到说是政工人员,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明白大家突然沉默的原因,在整个苏德战争中,政工人员始终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却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有些战役之所以会输得那么惨,和一些政工人员在战场上的瞎指挥也分不开。
记得我当初还在列宁格勒的军医院里养伤时,曾在餐厅里认识了一名坦克兵少尉。他曾向我谈到过有关政工人员瞎指挥的事情。当时他们团奉命向德军进行反击,但因为燃料和弹药的不足,部队集结后迟迟无法发动进攻。就在这时,一名政治委员来到了部队里,不由分说地把团长叫去臭骂了一顿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让副团长接替了团的指挥,立刻向德军阵地发动进攻。副团长没有办法,只能率领全部的坦克发起了自杀冲锋。很多坦克开到一半的路程,就因为没有燃料被迫停在了战场中间,成为德军飞机和反坦克火力的靶子。少尉所驾驶的坦克也被德军的反坦克手炸毁,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乘员都牺牲了。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这名坦克手少尉就失踪了,直到我出院都没有再听到他的半点消息。
“我们该怎么办?”卢金问道,可能是发现刚才牺牲的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政工人员,所以他也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都是我们的同志,”我虽然心里也很讨厌这些政工人员,但是身为一名校级军官,很多该说的场面话还是要说:“挖个坑把他们安葬了吧。”
我先安排阿古明特和萨波丘克去公路边警戒,然后才让剩下的人挖坑。雷斯达耶夫和斯戈里亚两人一起动手,先用工兵铲挖开厚厚的积雪,再使劲地凿开冻得坚硬的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容下五个人的浅坑。卢金上前搭手,把五名政工人员的遗体逐一放进了坑里。
掩埋好他们的遗体,并在坟上做上了记号,以便将来可以辨别。办完这一切,我把小分队集合了起来。我站在坟墓前,带头向这些牺牲们的同志们默默地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等其他的人也敬完礼后,才率领小分队继续向着那不可知的目的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