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六十八）

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我仅有的两次没看过的春晚，尽管没看，最火的一位明星我也知道了。那年春晚横空出世的一个帅哥和他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已经势不可挡地席卷中华大地。

　　很多人都会哼唱，也包括我。我们学校的镇街上，那么偏僻落后的小镇，也贴有费翔的大幅明星照。

　　火红的紧身小西装，烫着大卷的奔头，遮在额头上的长长的五指。

　　商店里出售着盗版的磁带，镇上电影院贴着到处跑江湖的歌舞团节目单，主打歌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演员也在尽力模仿费翔的造型，但个头和气质难以复制，尤其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魅力四射，深情似火。

　　班里女同学只要一聚堆，听话题，90%是费翔和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剩10%是在谈论《故乡的云》。

　　费翔的魅力在那个讯息闭塞的年代就燃爆了整个中华大地。

　　甚至于大兴安岭真的燃起了一场大火，一位林场工人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灭火不及时，导致了一场烧了一个月的特大火灾。

　　小道消息把火灾的责任归于了费翔，埋怨都是费翔春晚唱得《冬天里的一把火》太火爆了，终于在初夏的五月引燃了大兴安岭。

　　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百姓们津津乐道，都装作自己掌握了内部机密。

　　以至于传说，后来费翔再开演唱会，对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都有了心理负担，需要邀请现场观众一起唱，一旦再有事，好一起担责任。

　　大兴安岭火灾经过五万多军民近一个月的拼死奋战，终于扑灭了。

　　中午时分，学校里的大喇叭也正在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播音员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我手掐着一个馒头，眼前饭盒里盛着几块也学着同学礼拜天回家，跟二婶要的咸菜疙瘩。

　　一口咸菜疙瘩，一口馒头，听到播音员播报今天的日期，突然反应过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看着手里的咸菜疙瘩，忽然感觉，悲从心起，酸自鼻头。眼圈里就有了眼泪打转。

　　自怜了一番，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个生日要记在心里一辈子。也算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一些小坎坷，小苦难，日后也有了吹嘘的资本。

　　郝超被他舅舅叫回老家了，不知有啥事。曹柯依旧在四处乱窜，神龙见首不见尾。

　　下午上课的路上看到了老姚，他们班已经在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冲刺，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为了逃离农村的环境。

　　郝超下午回来了，带了一个坏消息。他妈妈跟舅舅可能为啥事闹得不太愉快，加上郝超转学回来学业也没有显著提高，所以郝超的父母商定把他召回兰州。

　　郝超也不愿意走，那个年龄交的哥们儿，感情真挚，全是掏心窝地相处。有一分钱兄弟俩掰着花。

　　我更不愿意郝超回去，已经适应了有个兄弟跟我一起度过艰难困苦，如此恶劣的环境也让我无视了，感觉日子过得还挺开心。

　　一听郝超要回兰州了，心里一下子空了，又剩下自己孤军奋战了。

　　父母命难违，郝超已经在收拾行李了。铺盖也是从舅舅家借用的。不用那么远往兰州背了。

　　我也请了假，帮郝超收拾东西，他一个车子带不了，然后我也用自行车一起帮他往舅舅家带。

　　路上感觉舍不得，就决定把郝超送到鸢亭市的火车站。从那里再分别。

　　郝超听说我要送他到火车站，也很高兴，又多出了许多时间相处。

　　把铺盖送回他舅舅家，跟他舅舅匆匆告别。郝超的自行车也是舅舅家的，这样我骑车带着他，直奔县城汽车站。

　　郝超一路不舍，在后座不停地跟我说他家在兰州的地址，他妈妈单位的电话，他爸爸单位的电话。邀请我一定去玩。

　　“嗯嗯，”我在前边一边用力地蹬着，一边迎风流泪。

　　把自行车存在汽车站，买票去了鸢亭市。

　　鸢亭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近，大概一公里。还好排队的人不多。只有一趟车，青岛-兰州（西宁）的。

　　十六岁的年纪，头一次结交那么远的朋友，都格外珍惜。

　　趁着郝超去厕所的空，我买了一张站台票，决定要送郝超到车上，成年后怎么也找不到当时那种跟朋友难舍难别的感觉了，可能大家都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了，哪怕转身就是一生。

　　火车还未进站，我们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条椅子坐着等。候车的人不是太多，有些旅客就睡在长条椅上。

　　候车厅门口有个冰棍摊，卖冰棍和汽水。我过去买了两根冰棍，坐着一边吃一边聊。

　　尽管还不到最热的时候，但大厅里通风不好，也是感到很闷热，头顶的几个吊扇，“呼呼”地转着，刮来的风也是一种污浊的臭味。

　　墙角堆的坏西瓜皮，脚底地烟蒂，还有脱了鞋，躺着睡觉的旅客，共同调制的。

　　我俩都装作有说有笑，谈论着学校的事情，谈论着我俩的单间宿舍和大蚊帐。

　　郝超还笑说，“这次你可以独占大蚊帐了，不用怕我做梦时一脚踹你身上了。”

　　郝超睡觉不老实，翻来滚去。做的全是激烈的梦。

　　“我走了，你可以让曹柯搬过来我那床住。”郝超帮我出主意。

　　“曹柯才不会专一于一个床铺，他每晚都辗转不同的宿舍。”我跟郝超说。

　　“我可受不了，每天睡在不同人的床铺上。”郝超说到。

　　“嗯嗯，”我点头表示赞同，“你终于熬出来了，回去不用受这个罪了。”

　　嘴上说着位郝超开心，心里其实还是不舍得他走，忽然有了很强的孤独感。

　　尽管还有曹柯他们，但其实跟郝超的情况最为相同。共同语言也最多。互相也最能体谅到对方的心思。

　　背景的不同，导致有些沟通其实是不顺畅的。尤其是生活习惯和卫生忍受程度的不同，更是让我跟除了郝超以外的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大厅里传出播音员的播报，由青岛开往兰州方向的列车马上就要检票了。

　　郝超有些难过地说，“我走了，海超，你回去吧，谢谢你来送我。”

　　我笑着说，“别着急啊，我已经买了站台票，送你进车厢。”

　　“真的吗？”郝超很兴奋地跳起来，感觉分别的时刻又被延后了。

　　六十八

　　进了车厢，我帮郝超把随身的一个手提箱放到行李架上，然后看到有空位，安排郝超坐下，已经有西部口音在车厢里嘈杂。

　　郝超跟我说，“听到西北话好亲切，好久没听到了感觉氛围一下子变了。”

　　看到有座位，我也坐到郝超对面，看着他兴奋地说着听到家乡话的感受，为他高兴。那一刻，也暗自想念烟海，我自己的家。

　　后来，我回味那天，其实一路送郝超，难以分别。也是为了自己能多多感受郝超回家的心情，希望自己能感同身受。

　　羡慕他能回到父母的身边，尽管在父母身边时，我总是盼着父亲出差不在家。

　　自己一个人在外时，才真正能感受到当初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和快乐。

　　“海超！快开车了！赶紧下去吧！”郝超喊着我，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与此同时听到车厢广播，”列车就要开车了，请送亲友的旅客抓紧期间下车。”

　　“哦哦，”我答应着，可是屁股却抬不起来。心里想着，舅舅家的大表姐在泰北市，我不如也去一趟。

　　打定主意，我跟海超说，“我不下车了，送你到泰北，我去表姐家。”

　　“真的吗？”郝超在车厢里雀跃起来了。

　　“这样我们还有好几个钟头呢？我去问问列车员几点到泰北。”海超兴奋地说到。

　　我说，“咱们一起吧，正好补个票。”我口袋里还装十几块钱，妈妈刚通过邮局汇款过来的生活费。

　　到了列车办公席，打听了火车半夜到泰北，补上车票后，正好剩了一张大团结。

　　郝超拿出临走时他舅舅给塞的几个煮鸡蛋。还有一个小包袱包的带壳的花生。

　　我们边吃边聊，开心一路。开心也是不同，郝超是真的开心，脱离苦海。我是暂时做一两天的鸵鸟。但我确信那一刻是开心无比的。

　　郝超边上坐了一对老夫妻，听到郝超说普通话，就打听我们去哪里。

　　郝超跟他们说了他要回兰州，以及自己的情况。那对老夫妻也是去兰州，也是回山东老家探亲，往回走，这样可以陪伴一路。

　　老两口打听我们的关系，郝超就说了我们的情况，学校里好的睡一个大蚊帐，都是外地独自一人住校。

　　然后说我是专程来送他，本来是送到火车站，现在一直送到泰北。

　　老夫妻啧啧叹道，“同学感情是最真挚，最单纯的。”

　　然后老两口相视一笑，说道，“我们曾经也是同学。”

　　老夫妻也参与到我们的聊天，说起了他们年轻时候的同学友情。

　　听到老夫妻也是大学毕业。我也就提起了我的父母，也都是本科大学生，说起了为何将我转学回老家读书。

　　老夫妻算了算年龄应该比我和郝超的父母都大，也感叹他们那个年龄。考大学如同登天一样艰难。也都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

　　这次，他们夫妻回老家也去自己的母校看了，感叹学校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教学和生活条件基本接近他们读书那个年代。

　　老夫妻鼓励我和郝超努力学习，以后能为国家尽一份力量。

　　我和郝超连连称是，老两口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当然，为国家做贡献，不光只有大学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毕竟现在能上大学还是极少数的。”

　　我和郝超头点得更积极了，无疑都比较赞同老夫妻关于上大学的表态。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车轮“咣当，咣当”地声音提醒我离下车的时刻越来越近。

　　我内心也在犹豫，还要不要再往前送，条件不允许了，口袋里的钱也不允许，陌生的没有安全感的前路，也不允许了。

　　我决定就在泰北下车，就此跟郝超别过了。

　　车速降了下来，快进站了。

　　我问郝超，“你还有钱吗？路上还得一天多。”

　　郝超摸了摸口袋，掏出三块钱还有几张毛票，笑着说，“就剩这些子弹了，我妈让我跟我舅要点，临走也没跟我舅要钱。”

　　“不过没事，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了，到站我姐来接我。”郝超放心地说。

　　“给我吧，”我把那三块多钱从郝超手里拿了过来。

　　郝超诧异地看着我，我拉开拉链，从夹克衫里边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大团结。

　　“拿着！你路远，用得着，”我递给郝超。

　　“别，你还要回去买票，现在半夜了，怎么也得找个地方住。”郝超红着脸坚决推辞。

　　火车的咣当声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开得越来越慢，马上要进站了。

　　我站了起来，对郝超很不在意地笑了笑，“没事，也有人在外边接我。不用担心，一定拿着！”

　　我把大团结塞进郝超的衣服口袋，转身向车厢门口走去。

　　“海超！谢谢你！”郝超在我后边跟出来。

　　列车猛烈地前后晃了一下，停住了。早已等在车门口的列车员戴上了大檐帽，用套口钥匙打开车门，然后掀起脚下的挡板，露出了台阶。

　　我第一个跑了下去，“海超！”郝超在后边叫着我。

　　我没敢回头，一直跑到一个站台柱子后，我藏身柱子后边，确信郝超看不到我了。

　　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再也止不住了。不知道是为了离别而流，还是为了自己而流。

　　听到火车一声长鸣，我擦了擦眼泪，偷偷伸头看了郝超的车厢。

　　见他在车窗边，一边打开车窗，一边伸出头，急切地向外找着，“海超！海超！”

　　“再～见～啦！”郝超没找到我，只能竭尽全力地向车外大喊。

　　火车开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载走了郝超，也载走了我们那些开心的日子。

　　自那次泰北分别，我和郝超再也没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