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粹的几句话正中儒家要害,同时也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工商等实业?
儒家源于周公,成于孔子,是以封土建国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贵族根据不同的等级拥有土地,履行义务,要的是各安其份,不要乱来,所以特别重视礼,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礼仪,经济和政治相适应。所谓礼不下庶人,本意就是指不要求庶人按照贵族的礼仪标准,因为庶人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
礼仪是很烧钱的,穷人玩不起。
但儒学真正诞生的那一刻,其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了。其后几百年的乱世,儒家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不是因为各国的君主愚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理论根本不适合乱世。乱世之中,保命为先,需要大量的钱粮来维持军队,哪有闲钱去搞那些复杂的礼仪。
儒学在汉代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汉代实现了大一统,国内的战争骤减,有了摆排场、讲礼仪的本钱。就像汉武帝,短短的几十间就将七十年的积累消耗一空,弄得经济近乎崩溃,一方面固然是作战的消耗大,另一方面和他讲排场也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他为了面子浪费掉的钱比作战的消耗还要多。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不讲经济的政治都是耍流氓。在这一点上,儒学先天不足。一方面讲究礼仪要花钱,一方面又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刻意务虚,鄙视从事实业的人,时间一长,财政困难必然出现,绝无例外。
东汉也是如此,因为崇儒,各种礼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厚葬。儒家重孝,厚葬就是孝的体现,权贵如此,普通百姓也不例外,谁也不肯被人说是不孝子孙。汉代的厚葬风气之浓别说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就连小康之家都吃力。官员荷包吃紧,手中的权力自然而然的成了生财工具,没有权力的百姓因丧致贫也就成了常事,无奈之下,只能卖地卖房,也从另一个角度加速了经济的崩溃。
孙策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重视工商。重视工商促进了经济发展,也给儒学那一套提供了土壤,这几年讲捧场的人越来越多,婚丧葬娶,各种讲究层出不穷,奢侈之风渐涨。有着儒学背景的官员不仅不提高警惕,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制定各种新礼。
这让孙策很苦恼,他这么努力,可不是为了修坟造墓,或者为后世的考古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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