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聚会的举办地——新港郡海边的听涛山庄,约翰一点也不陌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经常被家人带着出席这里举办的各种聚会。
听涛山庄是大伯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二世生前修建的一栋海滨度假别墅。因为背靠大西洋,70个房间每个都可以看到大海,并能隐约听到海浪拍击崖岸之声而得名。
整座山庄追求的是欧洲皇宫贵族的居住风格,装饰奢华至极。餐厅天花板中央的壁画由创作巴黎歌剧院主天花板的保罗大师绘制。餐桌由橡木镶嵌柠檬木,配有34把文艺复兴软式餐椅。
桌球室墙面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拱门金棕色材料是雪花石膏,下门廊的海豚图案天花板由几千块大理石拼接而成。
音乐室整个房间连同家具是在巴黎打造的。图书馆镶满切尔克斯核桃木,天花板是手绘镀金的,墙壁是镶金的绿色西班牙皮革。石头壁炉来自16世纪法国古堡,大门是镶金边核桃木。
而画廊的天花板则由镀金石膏组成,里面的雕塑绘画,大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有一座天使捧着锚和齿轮的雕像更是家族事业神佑的象征。
大伯当时花费了7百多万美元来建造这栋别墅,差不多相当于后世1亿5千万美元。
无论在哪个时代,这座别墅都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超级豪宅了。可是在范德比尔特家族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在美国,第三、四代范德比尔特们热衷新建豪宅是尽人皆知的。仅仅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范德比尔特家族兴建的豪华住宅就有十几幢之多。
其中一个更是拥有多达137个房间,是当时美国城市中最大的住宅大厦。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甚至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炫耀性消费”。
像听涛山庄这样的别墅,基本每个三、四代范德比尔特都有。比如三伯基萨姆修建的马布尔别墅,虽然不如听涛山庄大,只有50个房间,但造价却高达1100万美元,其中光装饰用的欧洲大理石就花费了700万美元,由此又被称作“大理石屋”。
不过所有这些豪宅,与约翰父亲生前建造的比尔摩庄园相比,都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比尔摩庄园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设计,拥有250个房间、43间浴室、65座壁炉、3间厨房、1个室内保龄球场、1个室内游泳池,占地1.6万平方米。一直到后世,比尔摩庄园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别墅,是镀金时代(TheGildedAge)的代表性建筑。
家族成员的奢华生活不仅表现在建造豪宅上,他们还经常举办极度奢华的舞会。
纽约一家报纸曾经这样报道三伯家举办的一次舞会:“昨天晚上,范德比尔特夫妇在豪华别墅里面举办了化妆舞会,毫无疑问它是纽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娱乐活动。”
三伯母阿尔瓦也曾公开承认,每次舞会的成本都超过25万美元,仅为舞会准备的玫瑰花价值就超过11000美元。
对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从小在比尔摩庄园长大的约翰非常能够理解。和他自己一样,很多家族成员一生下来就有着花不完的钱,可以一辈子都生活在安逸奢华的环境中。除了比赛着花钱,他们基本没有其他的追求。用前世的话来说,这帮人花的不是钱,是寂寞。
与大多数范德比尔特们不同,约翰打心底里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自从成年后,他就很少回比摩尔庄园。在他看来,这座拥有250个房间的豪华庄园只会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寂寞。
1930年,约翰下定决心搬出了比摩尔庄园,将其对公众开放。收取的费用除了用于庄园的日常维护,全部捐给了附近的教会医院。而他自己则带着苏珊奶奶一家住进了隔壁的小农场里。
正是由于当初的这一举动,约翰这个自幼丧父的孩子才获得了家族大佬们的欣赏和重视。
作为家族的掌权者,无论是硕果仅存的三代范德比尔特——费雷德里克,还是四代中的佼佼者威廉和哈罗德,他们都很清楚这种奢靡豪华,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正一步步地侵害着家族的根基。
这些年来,得益于他们的栽培和扶持,约翰才能够摆脱普通家族成员混吃等死的命运,迅速在家族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公司的一方诸侯。
从这次威廉特意邀请自己参加民主党人聚会来看,约翰知道自己的创业计划再次为他赢得了加分。可以预期,今后家族在他身上的资源投入力度将会有进一步加大。
果然不出所料,在聚会开始头一个小时里,约翰一直在州长堂兄的带领下拜会共和党的各位大佬。这其中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海军部的将军,也有华尔街的银行家,匹兹堡的钢铁大王,纽约的地产大亨。总之,都是共和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
约翰一边跟这群大佬党(共和党因代表大财团的利益而被戏称为大佬党)的大佬们寒暄,一边在人群中搜索自己此行的目标。
很快,他就在大厅的一角发现了多诺万的的身影。这个前司法部长助理正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人讲述自己不久前在西班牙内战前线考察的见闻。
“您好,多诺万先生。我是约翰·范德比尔特。听说您刚从西班牙回来,那边情况怎么样,佛朗哥能拿下马德里么?“约翰走过去,找机会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你好,年轻人。你是威廉的侄子?”虽然约翰已经33岁了,但跟比他大了21岁的多诺万比起来,还真是个年轻人。
”弟弟,我是范德比尔特家第四代里最小的那个。“
听说约翰是自己多年好友的弟弟,多诺万转身从侍者手中为他拿了一杯杜松子酒,”来一杯?你可以叫我比尔。”
约翰知道,这个一战期间的战斗英雄有个著名的绰号“野蛮的比尔”。多诺万本人对这个绰号非常得意,他这么说就表明要和自己平辈论交了。
“马德里的事,弗朗哥和人民阵线说了都不算,这取决于柏林和莫斯科的态度……”多诺万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
和人们传统观念里那种老奸巨猾,阴沉内敛的间谍头子形象不同,多诺万非常健谈。这个从布法罗市爱尔兰天主教家庭走出来的穷小子以头脑聪明,精力充沛,性格坚毅,勇敢无畏著称,是个天生的冒险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诺万就因作战英勇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是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拿到战功勋章大满贯的人。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国会荣誉勋章。
战后,多诺万走上了仕途,担任过布法罗市检察官,罗彻斯特市市长和联邦司法部长助理。
值得一提的事,多诺万在担任司法部长助理时期和他的下属,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关系闹得很僵。以至于后来他们所领导的两大情报机构把相互之间拆台,下黑手当成了传统保留项目。即使到了21世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还经常看对方不顺眼。
约翰来自前世的记忆中有不少关于多诺万的奇闻轶事,但他并不敢以此来对这个人妄加判断。因为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胡佛授意下属搜集、编篡并宣扬出去的。
1937年这会,多诺万在仕途上颇为不顺。在竞选纽约州州长失利,谋求司法部长职位无望后,这个共和党的昔日之星,转过头来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虽然后来他那位白宫里的总统同学(多诺万和罗斯福总统是哥伦毕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曾邀请他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但他觉得没劲,不客气地拒绝了。
因为性格豪爽,社交广泛,他的律师事务所生意一直蒸蒸日上,不久就发了大财。不过多诺万是个闲不住的人,对挣钱压根没什么兴趣。他很快就把事务所交给合伙人打理,自掏腰包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作所谓的“独立观察员”。
约翰和多诺万聊得很投机,熟知历史发展方向的他,对多诺万“欧洲政局将进一步恶化,美国应尽早做好战争准备”的观点非常认同。
这一点,让多诺万非常高兴。在喝了几杯杜松子酒后,多诺万爽快地答应了出任约翰新公司法律顾问的请求。相应的,约翰也慷慨地为多诺万的考察行动提供了一笔赞助。
深夜,参加聚会的人们逐渐散去。约翰邀请多诺万在听涛山庄留宿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将搭多诺万的便车一起回纽约。在那里,约翰将与在自己“R名单”里排名第一的小托马斯·沃森会面。